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19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门开放性的充满生机的学科。最早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是法国学派。他们提倡研究两国文学在思想、感情、主题、题材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流，研究各国作家及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的关系，因此被称为“影响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比较文学研究界又出现了“平行研究”理论为标志的美国学派。这派学者认为在任何有可比性的层面上都可以展开比较研究，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跨国度、跨学科、跨语言的研究。但是，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他们进行的都是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并未将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范围。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崛起，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中国学者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主张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润和文学的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打破了比较文学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的学术进步无疑是一大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把精力放在了不同文化圈的中西文学的对比上，而忽视了东方文学、尤其是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中朝、中越文学的比较研究。至少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而《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高文汉著，1999年12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没有拘泥于一家一派的研究方法，而是综合各家之长，从考证中日古代文学的既存关系（包括中日间的文人往来、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民族接受中国文学的心态等文化层面）入手，对两国古代文学的价值观、审美取向、创作主题、题材取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该书论及的内容上自“中日神话比较研究”，下及“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文学”等，基本涵盖了日本古代文学在不断从中国文学中汲取滋养的同时，积极谋求自我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因此可以说，它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文学的特质，进而加深对它的认识。
作者认为：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简单地说，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和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尽管日本汉文学的发展进程比中国文学滞后几十年乃至二三百年不等，但它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学的结晶，也是联系中国文学与日本和文学的重要纽带。不仅日本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和文学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第三，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例如：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第四，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第六，中国文学的东传，丰富了日本文学的思想内涵。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所产生的上述诸方面的影响，作者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作者的论述极具说服力，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对促进日本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充分体会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现实意义。
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审慎地决定取舍。概括地说，日本文人对中国古代文学所采取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是原封不动地加以吸收和利用；一是断然拒绝；而大部分是经过充分消化、吸收之后，使之日本化，使它成为发展、创造本民族文学的养分。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两国文学的最大不同点，就是文学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而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
日本文学还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由于女性感情细腻，对周围的事物反应敏感，所以在日本文学中，女性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题材方面，日本古代文学由于受超政治性倾向的制约，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一般都被排斥在外。即使像《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以表现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为题材的军记物语，其侧重点也多放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放在对盛者必衰、世事无常的深刻反省和由此而产生的感伤、哀叹方面，而不是倾力描写大规模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双方斗智斗勇的精彩表现。所以，在日本古代，不论是和歌，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作者涉足最多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和日常见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烈拥抱与感受。同时，日本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大抵来自贵族、官吏、宫廷女官、僧侣、隐士等社会阶层，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日本京畿地区，以及关东的?仓和江户。这些人留恋优雅的都市生活，不愿意离开由自己亲手创办或者积极参与的歌坛或诗社，甚至极不乐意赴地方任职，更很少外出旅行。中国诗人则不同，如李白、杜甫等，他们四处游历，广交天下士人、朋友，所吟咏的题材自然要宽泛、丰富得多。加之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极不稳定，升沉荣辱往往只在瞬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诗人的体验和感受，自然要比衣食无忧的日本贵族、僧侣等复杂得多。因此，日本文风相对比较淡雅平缓，较少有剧烈的火山爆发似的感情流露，也很少出现慷慨激越、排山倒海式的语言表现。
另外，作者还认为：日本作家轻理论重实际，轻抽象而重视具体；对作品的整体结构并不怎么在意，而对局部的观察、刻画等，却细致入微，匠心独到。所以日本的长篇文学作品，往往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片断或小故事组成的，是一种结构松散、离聚自由的联合体，物语体小说是如此，随笔、日记文学更是如此。
总之，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具体考证与宏观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中日古代文学的关系以及主要文学现象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用中国学者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对繁荣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书中重点探讨的中日“再生神话与后世民间文学”、“?原道真的讽谕诗与元白诗风”等论题，都是前人从未涉及到的。相信作者的这种开拓性探索，一定会对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
